据公安部消息，自2021年11月以来，公安部网安局部署开展依法严厉打击偷拍偷窥黑色产业链条行动，侦破刑事案件160余起，抓获犯罪嫌疑人860余名，查获被非法控制的网络摄像头3万个。

 

　　相较于电话、住址等信息被一些App收集泄露，偷窥偷拍这种侵犯隐私的形式，更让人感到后怕——谁知道摄像头背后藏着多少正在窥视的眼睛？为了防止隐私泄露，很多人练就了各种反偷拍的技能，比如常见的关灯开手机摄像头扫描房间。

 

　　保持高警惕性，确实是抵御偷拍偷窥的重要方式。但既然偷拍偷窥早已产业化，保障隐私安全，就不能只靠个人做好自我防护，而是要加大打击力度，斩断背后的黑色产业链。

 

　　2021年4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披露的一起案件显示，被告人巫某通过自己研发的App，控制了全球18万个摄像头，涉及中国、日本、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如此规模化地实施偷拍偷窥，提高了违法获利的收益，也显示出这条产业链的庞大。

 

　　从技术上讲，偷拍偷窥现象泛滥，与拍摄设备的升级有很大关系。现在的一些摄像设备，体积微小，便于藏匿，且人机分离，就算找到了摄像头，也很难抓住安装设备的人，至于背后哪些人在偷窥，就更难以查证了。

 

　　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，对于偷拍偷窥等侵犯隐私的行为，在法律层面也有待进一步完善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，偷窥、偷拍、窃听、散布他人隐私的，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重的，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。然而，这仅仅局限于对性质较轻的偷拍偷窥行为进行处理，对于一些规模较大、性质较为恶劣的偷拍偷窥行为，司法层面要直接入刑定罪却并不容易。

 

　　因为依据刑法规定，偷拍行为可能涉及的条款，通常是“非法使用窃听、窃照专用器材罪”，但对窃听、窃照专用器材的认定，有一定的门槛。现实中，一些常用的拍摄设备很难被认定为窃听、窃照专用器材。

 

　　正因如此，很多法律人士都曾提议，在刑法中增设“隐私罪”，对偷拍偷窥等行为进行直接约束，从而切实解决违法成本低的问题。考虑到此类行为正在逐渐朝着低门槛、规模化的方向发展，在立法层面，确实有必要展开研究，探索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必要性。

 

　　当然，相关法律的完善需要一定的时间，要保障隐私安全，更紧迫的是对整条产业链的全环节进行无死角的打击治理。

 

　　比如，从源头来讲，对相关针孔拍摄设备的生产售卖，不妨逐步过渡到实名制。对酒店、试衣间等偷拍偷窥高发的场所，应该进一步明确经营管理者的安全审核责任，倒逼其强化管理，提高排查力度。针对一些家庭摄像头遭破解的问题，摄像头的生产商家和运营平台，同样需要强化主体责任，不断完善隐私防护机制，避免账号等信息被泄露窃取。

 

　　另外，也得提醒那些有“窥私欲”的人：窥探他人的私密生活，已经涉嫌违法。抵制偷拍偷窥行为，每个人都应该有基本的法律自觉。这种自觉意识，既是在保护他人，也是在保护自己——偷窥固然可以满足一己私欲，但谁能保证，自己不会成为偷拍镜头下的“牺牲品”？